从没想到能和记者们在一起谈心交流的河北沧县农民张玲，在“性别·发展·媒介——女农民和女记者交流培训班”上激动地哭了，“我真高兴！”
专门请女农民和女记者在一起就性别与发展问题进行交流，在我国还是第一次。
由首都女新闻工作者协会在美国全球妇女基金会和江南时报支持下的为期三天的沟通，已让这两个不同的群体有了认识上的更新：媒介，这个陌生的字眼，在女农民眼中已越来越清晰；记者，这个常听得到的词，也不是她们原来想象的只是报道高级人物的；女农民，也不应是弱者的代称，被忽略的大多数；发展，是我们共同的主题……
从未走出过县城的陕西延安志丹县农民刘俊英第一次触摸到了南京长江大桥、第一次乘坐了电梯、第一次尝到了一种叫苦瓜的蔬菜。
但她也有深深的遗憾：在西安等待买票的4天时间里，她和另一位女伴只在车站附近溜了一圈。而这仅仅因为她们怕被人骗了。
也许，更多的妇女因此而呆在家里。这位在南洼村最先搞起蔬菜种植的女农民还是走了出去。这次到南京，她心里只有一种想法，这是一次机会。因此，尽管错过了蔬菜上市的好时机，她还是心甘情愿。
与其说是培训，不如说是交流。南京金鹏饭店7楼会议室，时常传出阵阵笑声、掌声。
有交流就会有所改变。不再拘束，勇敢地站出来，去找自己想要了解的朋友，画出自己对发展的理解，说出自己在这3天里的希望、担心，还有对记者们的期待。
“媒体对农家女的帮助太少了！”
“有些报道不符合实际。你们要到农村了解农村妇女的实际困难。”
“农村妇女做出事来，没人知晓。”
“真希望农村妇女和城市妇女一样，没什么差别。”
“你们要多提供一些致富信息。”
“希望记者能随时听到我们的呼声，成为我们真正的朋友。”
干练、坚强的女农民直言不讳。这其中有草莓种植能手刘吉玉、陶万梅，蔬菜种植能手刘俊英、李凤琴、王启梅，乌鸡养殖专业户吴秀利……说出想说的，才能干出想干的。
面对女农民的真诚，女记者担心，这样的形式、这样的传授方式，对于很长时间都再未拿起笔的女农民来说是否恰当。
“有的问题深奥了些，什么也搞不清。比如，什么叫社会性别。”
“这样的会议，总看不到男子的身影。还是女子一头热，男子一头冷。”
……
毕竟，这是一次机会，一次女伴之间相互了解的机会，一次共同探讨女性发展的聚会。
首都女新闻工作者协会会长、原《中国妇女报》总编辑王秀琳说，目前，女性农民已经占我国农业劳动力的一半以上，但是在媒体报道中，她们几乎是“看不见的群体”。
的确，我们的大多数媒体远离了农村，忽略了为数众多的农村妇女。
想想看，在两千多家报纸中，却没有一张报纸是面对农村妇女的；在众多的妇女刊物中，仅有《农家女百事通》杂志是专门以农村妇女为对象的。
出现在媒体中的农村妇女形象，要不被简单地褒扬为吃苦耐劳、贤良忍让的道德典范，要不便是充当传统的弱者形象。
应该有所改变，但什么是应该改变的，她们还是有些模糊。在这些女农民心里，还存留着诸如“窗户再大不是门，女人再能不是人”的观念，没有自觉地意识到自己是和社会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她们会觉得种果树仅是给家里做贡献，而丈夫当老师，则是为革命做出贡献。
3天的交流、生活，使我们发现，其实沉潜在她们心底的是一种发展的欲望：
“我要把我的草莓卖到超市里去，还要出口！”
“早先，我希望自己能有一所房子，这个已实现了。现在，我希望自己能建一所养老院。”
“我们内蒙古风沙大，真希望能有好的树种，改变我们这里的环境。”
“现在枣树的品种其实很多，我要引进更好的。”
“在我们那儿，吃上白菜、菠菜已经很好了。可现在看看，还能再引种别的蔬菜。”
……
很难确切地说出，这3天的交流真正给她们带来是什么样的变化。但至少这样的观念已让她们了解：女人也是人，是社会的一员。女性有入学、自由交友、自己经营、掌握财产的权利，有着同等的人格尊严。
“促进女性发展，女记者应带头。”这成了来自首都、南京女记者的心声。
“我们可以争取机会，多到农村采访。”
“我们要写出能让农民看得懂的文章。”
“我们可以向你们赠送报纸。”
中央电视台《半边天》栏目承诺，今年做一个农村妇女参加基层选举并当选的系列节目。
看着来自河北、内蒙古、陕西、安徽、江苏的女农民将记者的通讯录小心翼翼地收藏起来的时候；
听着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右旗的斯钦高娃将要回去告诉农民，记者们离我们不远了，她们会很快来了解我们的时候；
回望起她们黝黑的面庞，粗糙的双手，在太阳下劳作的时候；
我们也在告诉自己，我们是走在一起的姐妹，我们要拉起手！
 |
